中國75歲同志“老巴黎”的故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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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/母親死前也沒能原諒他。“我想摸摸她的手,結果她把手推開,說,'我爭多大的臉,你給我現多大的眼',”他眼圈發紅、哽咽著說,“母親哭了,我也哭了。挺難受的,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是這種人。”

那個年代的中國對“這種人”並不友好。鄰居背地裡叫他“流氓”、“人妖”,更難聽的詞也有。

他不明白自己哪裡出了問題。有人說這是病,卻都講不出具體的詞來解釋。“當時我們家隔壁住了個妓女,”老巴黎揚了揚下巴示意房間南面一扇被報紙糊起來的暗紅木門,“就住在那裡頭。她什麼都懂,直接跟我媽說,你孩子是個'二胰子',意思就是半男半女唄。她說,給檢查檢查,可能是生理上的毛病。”

“流氓”是彼時公眾對同性戀的普遍解讀。從事同性戀研究工作25年的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教授張北川告訴《博客天下》,“同性戀”作為性教育學術詞彙在1925年傳入中國,當時的翻譯是“同性愛”,傳播範圍非常窄。人們對同性戀知之甚少,大多數情況下仍引用明清禁斷小說中的“斷袖”、“分桃”、“雞姦”來形容這種同性間性行為的關係。

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,北京滿街貼出了關於男男或女女在東單、西單、牡丹園幾個公園偷偷聚會的大字報,老巴黎才知道,他們“這種人”其實有一個更準確的稱呼:同性戀者。

老巴黎第一次去牡丹園,是同志朋友介紹的。通常在晚上天黑之後,廣場邊、樹蔭裡窸窸窣窣地聚集起一小堆一小堆的人。在那里區分“自己人”很容易,昏暗的燈光下男人成雙成對地在角落坐著,也有還沒找到伴的,用眼神四處打量張望。

也沒有什麼暗號,但輕而易舉就能發現同類,“其他人走過去的時候都好好走路,同志滿處尋摸,見誰盯誰。遇上了根本不敢說話,就是使眼色,離開那兒”。

這個完全依靠口口相傳的聚會點,從起初每天晚上四五十個人,到最火的時候,1989年前後,一晚上能聚集二三百的男同志。

導演張元 1995年拍攝的電影《東宮西宮》裡也描述了90年代初期,警察在北京同志常聚集的天安門東西兩側公廁蹲點抓人的場景。老巴黎記憶中,警察和同志就像捉迷藏,同志不敢張揚,肩並著肩慢慢走,便衣警察遠遠地在馬路對面悄悄跟著,等待抓“現行”的機會。

“去公園的0比較多(0指男同性戀者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,相應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稱為1),大家都姐姐妹妹相稱,”老巴黎說,感覺找到了組織,“原來跟小偷似的,偷偷摸摸的,就以為自己是犯罪,現在覺得,還有這麼多人呢,不光我一個,慢慢覺得這是一個普遍的人群。”/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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